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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6月3日，岳阳临湘羊楼司镇新屋村大屋组，绿野星辰山野菜专业合作社。当天傍晚，李黎与农场工人在田间合影留念。组图/朱辉峰

△ 未打药的蔬菜瓜果生长周期会更长一些，挂果大小不一，但味道更好。

△ 岁的高兰香，是村里的菜农，当天凌晨起床，摘菜买菜，她不好意思跟人说起。

△ 熊虎星是新招的技术员，在湖北种过年菜，直言第一次遇到像李黎这样的老板。

△ 刘正宇给桃子套上袋子，“防虫防鸟”。

△ 李黎在检查蔬菜的生长情况。

△ 李黎在捉龙虾。

△ 在菜地劳作了一天的工人正准备回家，她们每天约个小时的劳作时间，合作社按劳作时间发放工资。

我们到达岳阳临湘羊楼司镇新屋村绿野星辰山野菜专业合作社时，合作社理事长李黎在临湘市区跑客户，他不再自己下地做农活，专注于开拓市场，也时常送货。

等候多时，他开着一辆皮卡，轰鸣而来。穿着凉鞋，裤管一边高一边低，多了些土地感，看起来像个成熟稳重的年轻农民。他今年岁，已经在这里种了年地。

他的合作社步入正轨，一年的销售额有多万，李黎，成了临湘市里的农业创业典型，去年还作为代表参加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代表大会。协会的形象大使，是李子柒——那个勾起无数人归乡梦想的女子。

采访中，李黎却不止一次浇灭我们偶尔被激荡起的田园热情。“年轻人别轻易尝试农业创业，这条路很艰难，投入大，万块投进去，水花都看不到，风险也大。”说归说，如果重来一次，我猜李黎还是会选择这条路。 撰文/潇湘晨报记者唐兵兵

大学生村官，成了合作社理事长

湘北边陲的竹业小镇羊楼司，与湖北交界，京广线和国道穿镇而过。新屋村，被两条交通线隔成两段。李黎的合作社在交通线西边，要穿过一个铁路桥洞，交通线阻隔了小镇商业向西边发展，这里成了一块属于农业的世外桃源。

一阵雨过后，山上的竹叶显得更为苍翠，田里的禾苗刚种下不久，却已经能够扛住突如其来的大雨，地里的蔬菜，绿油油一片。靠近交通线的一大片农田都属于李黎的农场。

“这里原来高低不平，后来平整出来的。”李黎说，羊楼司处于丘陵地带，山多地少，新屋村多人，只有多亩田地。十二年的逐渐扩张，李黎租下了其中多亩。

李黎，并不是本地人。他是岳阳县人，父母在县城做小生意，“我从小没有下过田，菜都分不清楚”。或许是家庭商业基因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大学时代，李黎就一心想着创业。

年，李黎从湖南中医药大学毕业，选择当大学生村官。

在新屋村的第一年，李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。他投身农业，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，“拿了块钱，还写了一张欠条”，反对却并不激烈。真正的和解，却是这两年的事情，“前两年，他们来我的农场，眼里只有心疼了”。

李黎的第一个创业项目，是跟一个朋友在龙源村的深山里种蘑菇。“第一年，赚了几万块钱”，相比于微薄的工资，算得上一笔巨款，他把父母的钱还了。

第一次创业的喜悦和成就感，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。第二年，他们培育的菌棒，被一场洪水全部冲走，亏损严重，前一年赚的钱，都贴了进去。

后来他在龙源山中农户家吃到的野菜，“农户说是鸭脚板，觉得味道很好”。野菜，成了他的第二次创业项目。没有前期的市场调查，回到新屋村的李黎就租下几亩地，种了野菜。

将野菜驯化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他向村里的老农请教，加上自己的医学知识的摸索，野菜长得郁郁葱葱。销路，却成了问题，他把野菜拉到农贸市场，无人问津。“顾客都说是猪吃的，再说我们的菜不打化学农药，卖相也不好。”在早场结束后，只能低价处理。

熟悉他的老人说，李黎曾经到临湘菜市场卖菜，连回来的车费都没有，步行回到村里。李黎否认，说步行回家是一次心血来潮的探险。

酒店对他的野菜接受度远比普通市民高。“酒店配送比较麻烦，饭店临时需要几斤野菜，我们也得送，油费都划不来。”

岳阳、临湘的酒店，曾经一度是农场野菜最重要的市场，随着三公消费受限，酒店也不好过，作为高端食材的野菜，被抛弃了。

李黎农业的“第一桶金”并不是野菜，而是红薯叶。

“不是本地的红薯叶，是外地品种，吃起来比本地的红薯叶鲜美。”为了引进新品种，李黎跑过不少地方，终于在湖北找到这个品种，软磨硬泡才在一个农场主手里要来了种子。新品种的红薯叶，在临湘、岳阳打开市场，“批发价都块钱一斤，供不应求”。

不过，新品种红薯叶很快在临湘普及开来，价格迅速回落，李黎再一次面临选择。

李黎选择了扩张，租下新屋村的几百亩土地，种植各类野菜、蔬菜。年，绿野星辰山野菜专业合作社成立，曾经的大学生村官李黎，成了合作社理事长。

上门推销农产品，被当成骗子

6月2日，多雨。李黎没有来得及打电话给我们，让我们第二天再去。那天大部分的时间里，我们都在合作社屋檐下聊天，田野一片烟雨笼罩，火车不时呼啸而过。李黎担心会涨水，我们则只顾享受乡村的宁静时光。

“六百多亩地，一年能有六百多万的产值？”我抑制不住好奇。

“两百多亩水稻，产米大概万斤，我们卖8块钱一斤；一棚空心菜一千斤左右，8块钱一斤；泉水小龙虾，块钱一斤，还有果树、野菜、鸡和猪……”李黎的计算和蔬菜的价格都让我们吃惊。“有机种植，不用化学农药和花费，投入的人力和时间成本都比普通种菜高得多。”

有机种植，尽管营养价值和味道依旧存在争议，却已经成为一种农业潮流，市场看起来无限广阔，也因此难免鱼目混杂。

绿色、有机，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，始终是个抽象的概念，“没有人买菜会带着检测仪，在菜市场上，你没办法让土鸡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土鸡”。最初农场的农产品，就遭遇到这种无法自证的困境，“价格高，最重要的是，别人也不相信”。蔬菜叶上的斑斑虫洞，只让人敬而远之。

年，合作社拿到了无公害认证，算是农产品的一张绿色标签。有机食品认证含金量更高，李黎坚定认为自己的农产品能够通过有机食品认证，但是认证费用实在太高，“无公害认证几千块，有机食品认证要十几万”，也就只能暂时作罢。尽管有了绿色标签，合作社的农产品在大众菜市场依旧遭到冷遇，“还是价格太高”。

大众菜市场的路，走不通。

李黎尝试过开专卖店，年冬夜的一场大雪，把农场的多个菜棚全部压垮了，接到电话时，李黎正热血沸腾在临湘筹备自己的第一家专卖店，“当时并没有太多感觉，觉得反正都垮掉了，伤心也没用。”他也惊诧于自己当时的良好心态，那场大雪，让他“一夜回到解放前”，损失了一百多万，唯一的合伙人，在那一年决定退出。农场中，现在还有两个未修复的菜棚坍塌着，像那场灾难的纪念碑。

“专卖店成本高，也无法解决信任的问题。人力、精力也不够。”专卖店很快关停，销售一时陷入困顿。李黎坚信绿色健康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尽管小众，“只要找到那群认可这种观念的人，就可以打开市场”。李黎寻找目标客户，选择了最“笨”的办法。他花了两天时间在岳阳市敲了一百多户的门，挨家挨户上门推销，“让他们先试吃，满意再付款”。大多时候，那个提着菜上门提供试吃的青年被当成骗子，“还没等开口就把门关了”。一百多户里，只有四户人家接受了他的这种推销方式，不过，在付过款之后，就没有了后续。两个多月以后，李黎接到一个客户的回馈，说他的菜好吃，让他再送些过去。这个客户成了他第一个家庭套餐定制会员，“建了个微信群，只有三个人，她把自己的亲戚朋友拉进来，一个拉一个，现在群里有个人”。合作社的销售，找到了新的模式和销售路径——会员定制、宅配送。“会员办月卡，周一三五六，一周配送四次。”

6月3日下午，我们跟随他去往临湘、岳阳送货，顺路的几户自己亲自送上门，大部分送到配送点。配送点在老街巷深处，几个外卖员是他们固定的配送员，已经在等待他们的到来。“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，之前自己送，后来找外卖公司合作，成本太高，就拉了几个熟悉的外卖员，5块钱一单。”

合作社步入正轨，有稳定的客源，物流也已疏通，李黎却感觉到了压力。“以前只要想到了就会去做，就像种菜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市场，现在会考虑多一些，毕竟，在农场做事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了责任。”李黎说。

“农产品市场做大了，自然就脱贫了”

合作社的牌子挂在一栋民房的正门右边，房子是前两年李黎租下来的。李黎一度想要把房子改造成农家乐，牌子已经挂上，游客却寥寥，农家乐的计划暂时搁浅，房子就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室和包装车间。大厅里是一张长桌和一把秤，新鲜的蔬菜采摘后，在这里称重、打包运往临湘、岳阳、长沙的家庭餐桌。

年纪大些的农民，对“合作化”，一定不陌生。

其后，经历过包产到户，农民重新成为个体。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实施，各种农业合作社又雨后春笋般在中国乡村冒了出来。不过，这时的合作社是个舶来品，日本的农协（全国共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）就是样本之一。日本农协规模和组织度独一无二，垄断着日本农产品，掌握着定价权，所以，日本的水果价格高出天际。合作社，想要通过自由农民的自由联合，稳定农产品价格，对抗公司、自由市场，避免农产品在自由市场贱卖。

李黎的办公室里，挂着合作社的规章制度，规定必须有五个以上股东，农民可以自由加入合作社，事务由理事会管理。大厅里一幅“农民是合作社主体，盈余按交易量返还”格外醒目，让人想起旧时的收购站。“就是说，按照规定，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后，销售后的盈利还要部分返还给农户。”李黎解释。

李黎并不避讳自己的合作社没有完全按照合作社规章运作，更多的是公司化管理。

“大部分合作社都是公司化管理，有的合作社甚至就是为了捞政府补贴。”在李黎的实践中，合作社，本身就存在着运作上的困难，“创业前期，你把前景描述得再美好，也没有人愿意入股，村民只有看到了成效才会加入进来”。而这个执着于不使用化学农药和化肥种菜的大学生，在村中经验丰富的老农看来，只是个固执的孩子，何况，他还是个外来者。在合作社发展起来之后，不少人找上门来，大部分被李黎拒绝了。

把猪散养在农户家，“我们提供猪崽，农场剩余蔬菜做饲料，养成后农户留一头大的，合作社要小的”，收购农户家达到合作社标准的蔬菜和农产品，包租土地返聘农民，是目前合作社与农户的合作模式。

合作模式，在李黎看来并不十分重要，“如果合作社做起来，把市场做大，农户都会成为我们的供应商，自然也就脱贫致富了”。地方合作社更多的是单打独斗，谈不上影响市场价格，能够将合作社的农产品充分销售，就算得上成功。在农业合作社不多的羊楼司，李黎的合作社就更显得形单影只。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，也少了竞争，而且李黎采取家庭定制宅送的模式，让合作社有了定价权。

去年，李黎把市场铺向了长沙。在他计划里，如果长沙市场打开，全村会成为一个整体，承包更多的土地或者让村民入股，具体的合作模式，他还没有想好。“可能很快又不叫合作社了，现在在大力推行家庭农场。”从定义上来看，他的合作社，更符合家庭农场的标准。

因农业理念不同与干爹产生矛盾

李黎在新屋村十二年，当了三年村主任，种地十二年，村里的老人都习惯叫他“小李”，亲切里有些疏离，年轻人则多称呼他为“李总”，是对他事业的认可。

在新屋村的十二年时间里，李黎大部分时间都和刘正宇、敖银秀夫妇生活在一起，比他跟妻子、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还多，后来索性认了干亲，做了他们的干儿子，现在仍在一个锅里吃饭。随着合作社发展壮大，干爹、干妈，成了合作社的员工，彼此的关系，也有了微妙的变化。

刘正宇与李黎已经一段时间不说话，像一对相互置气的父子，却并不讳言彼此之间的矛盾。

“要是没有我们，哪有他今天呢。”刘正宇似乎憋了很久，早已想向外人倾诉，他的采访，几乎成了一场控诉会。刘正宇黝黑精瘦，原是新屋村大屋组组长，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庄稼把式和能人，除了种得一手好庄稼，还有建房子的本领，农闲时，在附近帮人建房。“这个房子就是我设计施工的。”他指着身后的房子骄傲地说。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，李黎，在他眼里始终是个固执而且不懂农业的孩子。“如果明天下雨，就是通宵也要把种子播下去；果树在开花前杀虫最有效，空心菜要在采摘后追肥……”说起农业经，这位老农如数家珍。刘正宇算得上村里第一批种植户，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开始种西瓜，一年有几万块钱的收入”。

在李黎最初种植野菜遇到困境时，刘正宇让了几亩西瓜地给李黎，常到地里去给他帮忙、指导，“看着两个孩子，满手老茧，觉得可怜”。后来，刘正宇帮李黎租下了组里的几百亩土地，“一家一户去谈，一个外地人，谈不下来的”。刘正宇带有情绪，却并不夸张，不抽烟不喝酒、几分固执的李黎，想来也很难在村里左右逢源。在合同签订之后，有农户想要退回土地，也是刘正宇挡了回去。李黎的农场扩张之后，刘正宇成了农场的技术员。老农的经验和年轻人的农业理念开始发生碰撞，李黎坚持不用化学农药，而刘正宇看着不断被虫害蚕食的蔬菜，急得跳脚。老农的权威，受到一个年轻人的挑战，争吵在所难免，却也难有结果。

最近的一次争吵，是因为刘正宇想要儿子管理果园，李黎认为刘正宇的儿子没有任何管理果园的经验，果断拒绝了。刘正宇觉得李黎不近人情，甚至“忘恩负义”，在他看来，人情，比效益重要得多，这是他在农村生活多年的人生经验。两人彼此不再说话，哪怕是同在一个屋檐下、一张餐桌上。刘正宇一心管理果园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“两个人都固执得很。”敖银秀也跟李黎吵，有时因为工资，有时因为生活琐事。但是与丈夫不同的是，敖银秀跟李黎吵过之后，很快和好，即使在气头上，也照样准时下地，不耽误农场的活，“年轻人嘛，像自己儿子一样，能跟他生气吗。”

集体劳作的场面像一幅油画

敖银秀是农场的主管，管理着农场的十几个工人。工人多是村子里的农妇，每天五点半到农场，上下班在微信群里打卡，不会使用微信的老人，就得电话沟通了。女工工资按时计算，每个小时块钱，来去自由。工人是敖银秀请的，“偷懒的不要”。农场招工人无需考核，勤劳或懒惰，在村里早有口碑。

6月3日，我们早上六点赶到农场，工人们已经上了工，在地里忙活起来。

“忙不赢，摘菜、包桃子、除草，你看，那块地里的草都没有时间拔。”岁的张月秀忙于摘菜，指着旁边的菜地说。她是农场年纪最大的工人，闲不住，“闲了就打牌，不如来这里上班呢，还锻炼身体”。张月秀家里种了几亩水稻，无需花太多时间打理，猪仔价格直线上升，今年不再养了。往年，张月秀都在镇上一个竹厂上班，“破竹，一天能挣一百七八，那个竹厂今年垮掉了”。好几个工人与张月秀情况一样，在进入农场前，都在竹厂上班。“竹厂收入高点，而且下雨不用去，农场下雨也得摘菜，全身都会湿透。”女工们嘴上抱怨，却笑容满面，彼此间聊得欢快，集体劳作的场景，她们似曾相识，这是机器轰鸣的竹厂难以见到的。

今年新聘请的技术员熊虎星是临湘人，每天往返于新屋村和临湘之间，暂时无法融入集体中去，也无法理解李黎的农业理念，显得有些无所适从。他在湖北种菜年，“没见过这样种菜的，西红柿都坏一半了，还不用药。但他是老板，没有办法。”他无奈地摇头。

也有人不愿意进入合作社成为一个农场工人，喜欢做自由自在的农民。我们在农场里遇到的严冲，是村里原来的妇女主任，人如其名，将锄头挥舞得虎虎生风。她是李黎种菜的领路人。“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是跟着我学种菜，那孩子吃得苦，也抠，来这里报到的第一天，就把学校带回来的被子卖给了卫生院，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‘节能灯’。”严冲笑着说。她拒绝了“徒弟”的几次邀请，不愿意加入农场，看着农场的边角地觉得可惜，拾掇出来种菜。“我可不喜欢被人管，当干部的时候被人管了一辈子，退休了，还被人管？”说完，“自由”挥舞起锄头来。

与农场土地隔着一条水渠的几亩地，没有租给农场，两亩田和一块丝瓜地属于岁的高兰香，她是个小小的菜农。我们在清晨见到她时，她已经在地里摘过一轮菜，到镇上卖完回来，在丝瓜地里搭棚。

“凌晨三点钟起来的。”这话，她不好意思向村里人说，“村里人会说，我这么大年纪还这么拼，要钱不要命，掉钱眼里了。”村里的闲言碎语传播开来，是不会考虑她有个瘫痪在床的丈夫，还有一个身体不好需要接济的儿子。高兰香是个有经济头脑的人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中往羊楼洞贩过茶叶。“两亩田，产谷斤，斤稻谷打斤米，米两块五一斤，除去肥料，人工块，还可以赚两千多块钱，租出去，两亩地一年才块。”高兰香算过一笔经济账，决定不把地租给合作社，而根据合作社的要求种菜，由合作社收购。

黄昏时，摄影记者把农场工人们聚集起来，在菜地里合影，一张张被太阳炙烤得或黑或红、笑得灿烂的脸，聚集起来，像一幅动人的油画，和土地紧密相连。

撰文/潇湘晨报记者唐兵兵

【来源：潇湘晨报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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