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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城僻处塞上，自道武帝拓跋珪在这里定都以来，平城人口集中，游食者多，粮食供给难免发生困难。

尽管后面不断移民塞上，给耕牛，计口授田，但也只能供应六镇的军粮。

一遇灾年，饥荒必然发生，不得已，朝廷时常命令关内诸州郡用牛车运粟塞上。

但牛车运输，不仅劳费很大，且运输数量有限，难以解决问题，到了孝文帝时期，情况更加严重。

太和十一年 （年）春，平城再度爆发严重的旱灾，春旱一直持续到六月。

以至于平城附近“野无青草”、“郊甸间甚多馁死”，这已经不是平城第一次发生这种惨事了，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，平城地区客观自然条件是难以改变的，想要摆脱这些困难，唯有迁都。

事实上早在明元帝时期，明元帝就有迁都打算，而他迁都的目的地正是河北的邺城。

但崔浩认为，迁都非长久之计，更何况旁边还有虎视眈眈的赫连勃勃和柔然人，一旦迁都，“云中、平城则有危殆之虑，阻隔恒、代千里之险，虽欲救援，赴之甚难”。

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，明元帝放弃了迁都，而是“分简国人尤贫者，就食山东三州”，三州即冀州、定州和相州，都是位于河北之地。

明元帝未能迁都，是因为当时北方未能一统，但孝文帝时期，北魏已经一统整个北方，加上饥荒不断，迁都之议再度被提出。

和明元帝一样，孝文帝一开始看中的也是邺城。

邺城位于河北，而河北是当时中原最为富庶的地区，时人所谓“国之资储，唯藉河北”，其中冀州和定州的户调绢一年更是有三十万匹以上，负担了北魏的主要财政支出，有粮有丝绢，邺城无疑比平城好很多。

另一边柔然人的势力再度扩张起来，而除了柔然人，高车人也迅速崛起，攻占了柔然故地，柔然被迫南迁，逼近平城，严重威胁平城附近的安全。

一旦稍有疏忽，平城便有被柔然包围的危险，严重点甚至失守。

因而这次饥荒不久，孝文帝就开始经营邺城，于邺西建宫殿，并于太和十八年（年）在邺城朝见群臣。

就在群臣和百姓误以为要迁都邺城的时候，孝文帝却突然迁都了洛阳。

为何不选择邺城呢？孝文帝认为“邺城非久长之地，石虎倾于前，慕容灭于后。国富主奢，暴成速败”。

一句话，定都邺城的都是短命鬼。

邺城被排除在外，剩下的适合都城的仅有长安和洛阳，这一点孝文帝也明白，在和任城王对话的时候，孝文帝表示：“崤函帝宅，河洛王里，因兹大举，光宅中原。”

“帝宅”说的是长安，“王里”说的是洛阳，最终孝文帝弃“帝宅”而选了“王里”。

明明长安也不错，为何孝文帝却选择洛阳呢？

很显然，孝文帝看中洛阳的正统地位，即洛阳的汉文化正统地位远超当时的长安。

为何这么说呢？就得说说两汉了。

西汉和东汉虽说都是刘家人建立的王朝，但他们有本质的区别。

西汉承接秦制，前期的黄老治国，本质而言就是法家的那一套，只不过没有秦的时候那么激进而已。

尽管汉武帝独尊儒术，但也只是用儒家办官学而已，朝廷治国还是法家那一条，即外儒内法，所以汉武帝时期丞相众多，儒生担任丞相的仅有公孙弘一人而已，换句话说，汉武帝重用儒学，不代表用儒学治国。

但到了西汉后期，儒学私学的办学已经深入底层，且深刻影响了中下层的意识形态，比如霍光开始频繁提拔儒生为相，到了汉元帝时期，则公开力挺儒家，以至于当年汉宣帝就说过：“乱我家法者，必太子也！”

这个“家法”其实就是“外儒内法”的治国理念，而汉元帝果然因重用儒生，导致儒学快速掌控了官学，并以此不断冲击朝堂的意识形态。

尽管儒学大兴，但毕竟还有外戚势力在，外戚和儒学相互制衡，让儒家始终未能垄断相权。

而到东汉这里，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首先就是刘秀，他早年就是太学生，是正儿八经的儒学门人，对儒学有着深刻的思想烙印，因而立国后不久，就让儒生担任司徒，担任丞相，由此开始，整个东汉的丞相都是儒学生。

而此时刘秀还未一统天下，儒学几乎参与了刘秀的一统天下的过程，算是刘秀的创业和合伙人，这么一来，儒学自然成为东汉的显学，所有的官吏考核也都和儒学挂钩。

这一点和西汉不同，西汉是从儒学生里选择优秀人才做官，而东汉，当官的前提就是儒学生，由此一来，儒学深刻影响了东汉的政治生态，比如西汉后期的尚黄，而东汉则尚红，且刘秀立国后，直接在洛阳修建了包括明堂在内的一整套儒家礼仪建筑。

而西汉什么时候建的呢？还是在王莽时期。

事实上，作为儒学代表的王莽，早就想定都洛阳了，甚至以玄龙石文所说的“定帝德，国雒阳”而打算迁都洛阳。

可见东汉和西汉，本质上就是两个不同的政权，西汉崇法，东汉尚儒，以至于班固在《两都赋》里“盛称洛邑（洛阳）制度之美，以折西宾（长安）淫侈之论”，其目的就是批评西土遗老们企图迁都长安的心思。

而东汉之后的魏晋一脉相承，曹操营造邺城，但曹丕称帝后立即迁都洛阳，一方面就是看中洛阳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，一方面就是当时的洛阳比长安更有正统意义。

洛阳的正统始于什么时候呢？其实在周朝。

当年周成王定鼎，为周王室开启天命时，选择的定鼎之地，就在于洛阳。

而洛阳这个地方又是当年周武王选定的，周武王认为，从洛水到伊水的这片平原，是当年夏朝的都城，在这里定都，必能得到上天的垂怜。

而周武王之所以选择这里，又是听了周文王的话。

周文王临终前，认为是商朝人的先祖受命测定了河之南为地中：“昔微矵中於河，以复有易，有易伓厥罪。微亡害，乃追中於河。”

既然能得到夏商两代王朝认证的天下之中，周武王以及日后的周人自然推崇。

所以日后刘邦问鼎天下想要定都的时候，一开始也是选择洛阳的。

但娄敬劝谏：“陛下入关而都之，山东虽乱，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”，即洛阳天险程度不如长安，只有定都长安，才能长治久安，言下之意就是万一天下乱，还可以占据长安重新打江山，刘邦这才选择了长安。

长安所说战略地位高于洛阳，但在文化地位上下落实在太严重，更何况长安自两汉之后叛乱不断。

东汉末年，长安就是军阀挟天子之地，而后长安又是司马氏出镇之地，到了西晋时期，又是八王之乱参与最长的军镇，闹了不少乱子。

而到了十六国时期，不少五胡政权以长安为都，但政权更替频繁，都是短命政权，尽管北魏灭了胡夏占据关中，但关中基本十年一次叛乱。

比如卢水胡盖吴起义、元嘉北伐时期关内羌人响应刘宋起义、石楼胡贺略孙起义、赵昌起义、拓跋道苻谋反、支酉起义。

可以说关中这几十年来，就是叛乱频发的地方，一言不合就造反，孝文帝怎么还敢迁都长安？

反观洛阳的地位和意义，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北朝门阀士族所认可，且洛阳位于“天下之中”，本身就带着王道正统，可以让北魏在与南朝争夺文化正统享有更具有优势的地位。

毕竟南北方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，短时间内除非对方爆发大规模的内乱，否则耗费数十年之力也得不到什么成果，所以在稳固统治，争取在接力赛中耗死对方才是正道。

从道武帝复国开始，北魏和北方门阀士族是斗争中合作、合作中斗争，彼此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，其实就是将这些惯例制度化，从而和他们形成更稳固的合作。

这么一来，置身于儒家人文荟萃的洛阳，可以让拓跋鲜卑更快的与汉族门阀消除隔阂，实现文化心理上的认同，使得双方快速形成合流，消除其割据政权的影响，转向变成中原王朝，毕竟洛阳也是东汉魏晋数百年间唯一的汉人政权首都，代表着华夏正统所在。

因而孝文帝到洛阳第一件事就是思周德，拜谒东汉诸陵，修缮魏晋故宫，就是延续汉魏晋以来的法统。

除了文化上的大同，洛阳地理位置险要，可以顺利实现南征。

而当时打南朝主要由两个方向，一个是攻下襄阳之后顺流而下打建康，另一个则是扫荡徐州和扬州之后越过长江打建康。

洛阳这个位置往南打襄阳或者往东打徐扬都可行，战略上的机动性很强，而邺城在黄河以北，长安过于偏西，这两个地方集结部队南征远没有洛阳便利。

所以，尽管北方有邺城、长安和洛阳，但孝文帝目前的选择有且只有一个，这就是洛阳。

只是孝文帝未能想到最先北方内讧的居然是自己的北魏。

六镇之乱后，北魏元气大伤，后分裂为占据长安的西魏和割据邺城的东魏，最终还是长安的西魏一统了天下，洛阳终究还是错付了。

但孝文帝如何能预料到后世，谁也不知道北魏会内讧，以孝文帝一统路线来看，洛阳的选择没有问题，错就错在继任者没搞好！